【閱讀陳奇祿筆記04】鄉土文學論戰

（全民專欄/陳天授）1978年，國軍文藝大會上，文工會主任崧秋和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王昇一致強調要發揚民族文化，也要團結鄉土，認為鄉土之愛，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而停止了黨部與官方對鄉土文學的批判，讓鄉土文學在官方不置可否的態度下可以順利收場。

戒嚴時期，對於台灣文藝的政策發展，陳芳明教授在其《台灣新文學史》書中（上冊，頁270），對於「中國文藝學會」與本省籍作家和作品的關係，有如下評論：

中國文藝協會的權力結構與文學活動，最能反映台灣本地作家的邊緣位置。以1960年的統計數字而言，文協的會員共有一千二百九十人，其中台籍作家僅有五十八人。這個事實顯示，反共文學的書寫已建立了一個台籍作家不容易介入的圈子。

再從文協的任務編組來觀察，該會成立了十七個委員會，包括……。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1955年成立的「民俗文藝委員會」，這個組織的工作其中有兩項包括「主張表揚台籍作家之研究及執行工作」，以及「聯繫本省民俗文藝作家及工作者」。台籍作家之所以需要表揚與聯繫，就在他們在中文思考與創作產量方面極為稀少。即使有作品出現，也只是被劃歸為「民俗文藝」的範疇。

檢視戒嚴時期的對文學作品管制，例如：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女士因為在《聯合報》副刊登了作家風遲的〈故事〉一詩，被認為是影射老蔣和國民黨，作者被判了3年5個月徒刑。林海音女士為顧及老東家立場，也就辭職了，轉而經營起「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了許多文學作品，繼續擔任文壇舵手。也因為她為經營台灣文學的盡心盡力，文學界都以「林先生」尊稱她。詩人的周伯乃亦有同感地指出：

戒嚴時期，再加上那些不懂文學的官員，像林海音女士的委屈事件太多，中央日報的總編輯薛心鎔還被有關單位約談；我的廣文書局出版的《中國新詩之回顧》（自由青年）月刊連載過的，照樣被查禁！

周先生大作《中國新詩之回顧》（如附）被禁之事，其原因為何？外界都會非常關心為什麼他的這部文學作品？也還會遭受到禁書的困境。周先生談到他這本《中國新詩之回顧》被禁的原由：

因為，全書都是評論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大陸詩人的作品，近於「中國新詩發展史」；撰寫歷史，必須忠於原著，而台灣的詩人，只有纪弦、覃子豪兩位詩人，是在大陸未異手前，寫過很多詩；紀弦用路易斯的筆名發表；另一位是葛賢寧先生，但來台後，只寫了「常駐峰的青春」長詩；大概有六千行，主題是歌頌蔣介石先生《青春永駐》！所以我沒有寫他。

我寫文學評論，一貫的標桿是基於文學的本質、藝術的特質、美學的創意以及哲學思維模式；所啟發的基本原則下筆。所以，我畢生除了苦讀文學作品（包括外國的純文學）；也涉獵很多哲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等等。尤其在評論「超現實主義」、「躂躂派」、「未來派」……的現代詩，必須援用精神分析學的方法才解讀到作品內涵！這也是我一生治學的嚴謹態度！

我也請教了周先生，像林海音先生寫的《城南舊事》是屬於鄉土文學的這一類作品嗎？周伯乃先生的解說：

是屬於自傳式的小說，她在北京成長，以自身的經歷為背景；寫下自己所熟悉的故事！不算鄉土文學！

從地方文化的特性描述，例如沈從文的《圍城》小說，可以說是一部代表鄉土文學的著作嗎？周伯乃先生的解讀：

對，他是湖南人，寫的都是家鄉事為主！前幾年中國人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也是以北方的題材為主題的小說！鄉土文學是打進諾貝爾文學獎的道路！關於鄕土文學，我寫過好幾篇文章，在《自立晚報》副刊及《中央日報》副刊發表，如：「黃春明小說中的鄕土情懷」、「朱炎小說中的鄉土意識」。

其實，真正能代表鄕土文學的是大陸三十年代的小說家沈從文的小說！戰鬥文藝隊，很早國防部政治作戰部就成立了十一個隊，後來改成文藝研究會，每年都編列經費給每一個隊運用，我擔任過「文藝理論研究會」召集人！

蔣經國先生重視台籍人士的本土化政策，對鄉土文學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我頗認同徐復觀先生所謂的「台灣是小鄉土，大陸是大鄉土」的觀點。這是徐先生在鄉土文學的論戰所提出的。周伯乃先生也認同這觀點，他說：

對，我也提出「鄉村文學與鄕土文學的差距！」就是徐復觀先生的論點！在我印象中，徐先生好像是搞人文哲學的？與香港牟宗三、唐君毅都是研究人文哲學！當年，香港有一份《人生》月刊。香港除了《人生》月刊，還有《大學生》雜誌、《中學生》雜誌、《文壇》月刊（詩人、彫塑家，中國象徵派創始人）；後來，盧森先生接辦，我也經常在上面寫稿。《新思潮》雜誌；林語堂先生的女兒辦的《讀者文摘》（傳說銷售十萬份，台灣亦有賣！

當年，成功大學蘇雪林教授常在《自由青年》發表文章？周伯乃回應：

我不太清楚？可能是早期的《自由青年》半月刊時代，主編是政大教授呂天行先生，他夫人在行政院秘書處文書科長！大概是民國45-46年間，我以帆影筆名在《自由青年》半月刊發表過新詩，一首是10元稿費！《自由青年》以前是中央社工會的，社工會下有《中國勞工通訊社》、《勞工》月刊、《自由青年》半月刊。我在寫稿的時候，還是棣屬社工會，在昆明街，樓上很寬大，社長是社工會鄭副主任森棨督導的！

諸如：《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因刊登作家詩，《中央日報》總編輯薛心鎔被有關單位約談，還有曾在國民黨刊物《自由青年》月刊連載，後由廣文書局出版周伯乃的《中國新詩之回顧》，在戒嚴時期都發生有過被約談、被列禁書的情況，這也凸顯當年在黨國體制之下，政治與文學之間的複雜矛盾現象。（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