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32〕台灣警政發展史綱（三）

（全民專欄/陳天授）二、荷西商社治安階段（1624~1662）

原住民族法治觀念的演進，從獵首（取人頭）衍生「髑髏癖」，從原住民族主體性而言，就是原住民自衛的「國防」，而被外族所汙名化。部落家族內的相互幫助扶持行為是一種家族倫理道德的展現。

對於維持社會秩序和保障族民生命財產安全的治安工作，到了17世紀荷蘭人統治台灣以前，已經發展而形成以村社會議，和執行會議決議的族長號令為依據。高拱乾《台灣府志》（如附照片）：「土官有正、有副，大社至五、六人，小社亦三、四人。隨其支派，各分公廨。有事，咸集於廨以聽議；小者皆宿外供役。」

1628年，荷蘭在解決「濱田彌兵衛事件」或日本稱「大員事件」之後，得以專心經營台灣。從1624年荷蘭人開始統治台灣以後的到1636年止，荷蘭長官開始與各村社首（酋）長締結具有領主封臣關係的「領邦會議」。1636年之後更以分區召開「地方會議」的方式確認權力關係。

「領邦會議」著重於確立首（酋）長個人對長官人身的關係，而「地方會議」則趨向於將這種關係衍生為荷蘭當局和台灣本島屬民（原住民和漢人）兩個群體相互之間締結的契約。

所謂「地方會議」，即歐洲當時封建政體下「等級會議」的一種型態。簡單地說，對於這個「領地」來說，領地等級團體不是單單對領主表達服從而已，還要以人際之間的情感和政經利益的結合，在與領主相互誓約的基礎上，建立一個特別共同體；他們因此和不參與地方事務的「屬民」截然不同。而由於領主的宣誓，也必須遵守自古相傳權利與自由的約定的這種意識。

荷蘭東印度公司為了維持村社居民的秩序，透過「地方會議」的運作，集合各社族長或長老討論各村社的情事，如長老任期、長老與教師的工作分工、村社之間關係的維繫、繳稅規章，以及和漢人的相處原則等。

東印度公司代表荷蘭政府賦予長老在社內的司法權，並授與奧倫治親王的三色旗、黑絲絨禮袍和鑲有東印度公司銀質徽章的藤杖等信物，作為法律與權力地位的威權表徵。

荷治台灣法制的治安，荷蘭聯邦共和國的法制決定了荷蘭東印度公司，而荷蘭東印度公司法制又決定了印尼巴達維亞和台灣的法制。當1580年實施於荷蘭諸邦的「永久詔令」是為司法體系和治安法制運作的準則，「公司法庭」的設置正是執行「永久詔令」中的治安法治化。

商社治安業務與功能，舉凡有利於社會治安和福利的事項，諸如公司的行使治安管理權、授權船上的風紀官執行船上議會的判決，以及設立婦女懲治所，提升由耆老和相關公正人組成的「公證人」仲裁地位。

尤其是荷治時期為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財政問題，開徵「人頭稅」遂成為支付維持社會治安、工事、興建醫院等開銷的主要手段，但早在1629年（崇禎2年）發生的「麻豆溪事件」，即潛在發生於政府設關收稅，並強力取締走私，引發麻豆社人用計殺死荷蘭兵。

1635年，加上發生的「搭加里揚」事件。1636年，在西拉雅族的新港、目加溜灣社、麻豆社、蕭壟社，乃至於隔年華武壟社的先後征服，但也導致屢屢戰爭費用的龐大開支，亦不斷隨著砲兵、軍械、戰船、常備軍和堡壘修築的需要，而不斷增加人民的稅負，尤其每位漢人徵0.25里耳。到了1652年（永曆6年），爆發關鍵性治安的漢人頭目「郭懷一事件」。

1688年，蔣毓英撰修《台灣府志》指出，「甲螺郭懷一預謀逐紅彝，紅彝覺之，召土番擒懷一，戮於赤崁城。」亦即「郭懷一事件」雖在原住民族武裝的協助下弭平而暫時穩住政權，但這治安事件也突顯台灣社會秩序的失控徵兆。

據稱郭懷一當時是居住於現今台南市永康區，原本代表鄭芝龍漢人在台灣勢力，鄭成功轉向台灣發展更受到這事件影響，導致1662年自廈門率軍攻台灣。荷蘭守軍無力也無政治意志力的抵擋鄭軍登陸。終在九個月之後，荷蘭交出熱蘭遮城離開台灣。（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