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筆談24〕新加坡的好朋友與老朋友

（全民專欄/陳天授）本（四）月19日，就在新北市長侯友宜晚間，即將率團赴新加坡參訪出發前的上午，才稱「台灣要扮演台海穩定的關鍵地位」，下午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就藉由新加坡國會參與政府施政方針辯論時，特別直言談及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最危險的潛在衝突爆發點就在台灣問題上。

李顯龍說，新加坡是中國的好朋友，新加坡也是台灣的老朋友。中國將台灣視為最重要的課題，「一個中國」原則是不可逾越的紅線，新加坡嚴格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持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但西方有另一個論述崛起，把兩岸關係視為更廣泛的民主與獨裁意識形態課題，儘管多數國家正式採納的都是「一個中國」政策，但這樣的意見分歧和中美敵對氛圍是全世界大麻煩。

李顯龍為什麼會選在這時間點發表上述的談話，我認為有兩點的特別意涵：第一，宣稱新加坡嚴格奉行「一個中國」政策，持續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這主要是講給中國大陸聽的，好讓侯友宜的新加坡之行，能夠順利與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接觸，諸如與星國副總理黃循財，甚至總理李顯龍的會面，避免招致中國大陸的抗議。第二，宣稱新加坡是中國的好朋友，新加坡也是台灣的老朋友，似乎有意強調其可以也願意在兩岸關係發展上扮演橋樑的重要地位與角色。

回溯新加坡與中華民國之間關係的微妙發展，遠自1965年新加坡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的獨立建國，在短短的幾年後，台北在新加坡設立官方代表處，但當國府希望新加坡在外交上給予某種形式承認時，總理李光耀卻在聯合國議題上投票支持北京。

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3年，李光耀來台訪問，蔣經國在蔣介石指示下負責接待與安排參訪，建立起彼此的關係。1973年5月16日、18日、20日《蔣經國日記》有如下的記述：

三天來與李某相處，發覺其為一利害人物，不過如此而已，此人之政治生命似乎不會太長，非善類之人也。李光耀之名，聞之已久，此次彼來台做私人訪問，彼此見面談話多次，發現其為一非常現實的政客，並無政治理想，不過善於運用各種矛盾以求自保而已。（轉引自：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遠足，2021年4月，頁313-314，如附照片）。

新加坡雖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然而執行與兩岸之間的等距外交。1976年1月28日《蔣經國日記》有如下的記述：

余與李光耀本無交情，不過他至今仍能獨立而不與馬、泰、菲一樣的與匪〔中國〕正式建交，已不容易，並且他一再強調自己身為中國人而自傲。共匪正在消滅中國文化，中華民國政府必須保存和發揚中華文化，但以政治而言，李是不敢反共到底的，事實上新加坡已經開始與共匪交往，希望苟安，新加坡因為馬拉格海峽的戰略地位之重要，成了美、匪、蘇必爭之地，東南亞之赤化，泰、菲承認共匪，馬來西亞之暴動不安，一旦印尼之外交如果轉向，則新加坡難以自保矣。李是一個會運用各種因素的政客。（轉引自：林孝庭《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頁317）。

我們更可以從「江南案」爆發後，蔣經國安排兒子蔣孝武的派任新加坡副代表，讓蔣孝武得以從政治風暴中暫時脫身，這也彰顯李光耀與蔣經國兩人關係，始終保持著彼此微妙的公私交誼。

李登輝接任中華民國總統之後，1989年3月，李登輝出訪新加坡，當地媒體為避免引起中共的反應，以「來自台灣的總統」稱呼。但兩人的互動關係仍然促成1993年兩岸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1994年，因為新加坡欲主導由兩岸與新加坡三方共同合資的船務公司，但不被李登輝接受。

根據《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指出：

李光耀也於九月二十一日親自來到台灣向李登輝進行遊說，……這次晤面中，李光耀特地向李登輝鼓吹，「如果要取得中共的信任，促成這個公司的組成，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讓中國相信台灣承認自己是中國的一部分，未來一定會邁向統一，不論是二十年、三十年或五十年。」李光耀也說，「美國人不可靠，將來有一天會拋棄台灣，台灣不應該相信美國的保護，只要中國內部部動亂，三十年後中國將會非常強大。」（鄒景雯，《李登輝執政告白實錄》，INK，2001年5月，頁359-360）。

1997年，李光耀在接受《金融時報》訪問時提到，李登輝只想盡可能讓台灣自中國大陸分離，他不再充當調人。並與李登輝的關係漸行漸遠。以後的新加坡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要在2008年馬英九總統上台之後才獲得改善，特別是2015年11月7日在新加坡舉行的「馬習會」。

從上述新加坡與中華民國關係的發展，我們不難觀察出這次新北市長侯友宜的新加坡之行，總理李顯龍會事先宣稱新加坡嚴格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好讓侯友宜的新加坡之行，能夠順利與新加坡政府官員的接觸。以及會宣稱新加坡是中國的好朋友，新加坡也是台灣的老朋友，有意在兩岸關係發展上扮演橋樑的角色。（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