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筆08〕從麻生訪台的回顧「中日和約」簽訂

（全民專欄/陳天授）日本前首相暨自民黨副黨魁麻生太郎率領日本眾議員鈴木馨祐、中西健治訪問團於本（8）月7日來台展開三天的訪問。總統蔡英文在總統府接見該訪問團。總統表示，期盼日本持續支持台灣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共同為區域經濟的繁榮做出貢獻。

麻生訪問團這次來台，是應我國外交部和「遠景基金會」之邀，擔任本（8）月8日在台北舉辦第七屆「凱達格蘭論壇：2023印太安全對話」的專題演講貴賓。麻生太郎特別提到日本和台灣所處的國際環境近年來出現很大的變化，已經從之前的「承平時期」向「非常時期」傾斜。

麻生太郎強調要阻止台海發生戰爭必須要有嚇阻能力，這包括三部分：一是要有實際軍備上的嚇阻能力；二是要有執行力，動武意志必須得到人民認同；第三點是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有嚇阻能力的事實讓對手充分了解，這三項都成立才能發揮效果。日本是台灣緊密的鄰居，他認為應該率先表態，對中國在內的國際間發出嚇阻的訊息；他也保證日本如此堅毅果決的態度，在現任岸田政府任內「不會改變」。

麻生前首相除了上述兩項重要活動之外，我認為他特別提到他小的時候曾經隨同當時擔任日本首相的外祖父吉田茂到台灣來，拜會了已故前總統蔣介石的這段往事。尤其當麻生在與台北市長，也是蔣介石的孫子蔣萬安的時候，可想見的同是名門之後，必有話猶未盡的感受，或許更有助於蔣萬安促成召開「東亞城市峰會」構想的實現。

麻生外祖父吉田茂與蔣萬安爺爺蔣介石，我們就可以把時間拉回到1952年簽訂「中日和約」的歷史經過。根據當年擔任採訪記者于衡《烽火十五年》（如附照片）的記述，「中日和約」會議於1952年2月20日在外交部的二樓會議室正式揭幕，到「中日和約」簽訂的日期，已經是4月28日了。而且合約簽字時，是在「舊金山和約」生效前七小時。

回顧「中日和約」的雙方代表團成員，我國的代表是外長葉公超（1904-1981）、政務次長胡慶育、常務次長時昭瀛、條約司長薛毓麒（1917-2001）等；日方的代表是前任大藏大臣河田烈、台北事務所所長木村四郎七、外務省亞洲局第二科長後宮虎郎等人。河田烈是當時日本首相吉田茂的表弟，那年他已六十九歲，葉公超僅年四十八歲，薛毓麒也僅三十五歲。

「中日和約」在談判之前，所觸及的第一個困難是日本方面希望條約名稱，不叫做「合約」，而稱之為「友好條約」，我方則堅持必須使用「中日和約」，後來在美國杜勒斯的奔走下，日方同意使用「中日和約」。第二個階段是日本不願在談判合約時，我國提出賠償條款；第三個階段，是合約的適用範圍問題。在三個階段中，第一階段日方讓步，第二階段是我方遷就日本的意見，第三個階段是折衷方案。

《聯合報》于衡提到他永遠不能忘記的一件事是：1953年3月16日晚上在張群公館門前的採訪。那天是星期天，和田烈的司機透露給他一個消息，晚上張群公館有會。於是他在五點多鐘，便和一位攝影記者到了女作家林海音的家中，把採訪車放回報社。因為海音的家就住在張群的對面。到了九點多林家要休息了，他們只能到張群家門口附近，直到十一點才拍到河田烈的座車與葉公超的座車，好不容易有了獨家，但在張群給中央社的一通電話之後，完全把會談的新聞沖淡了。

「中日和約」與「舊金山和約」都是當年關係中華民國在國際外交上的重要條約。尤其「中日和約」在中華民國與日本外交上扮演兩國關係的重要角色與地位。令人遺憾的是1972年秋，日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一聲不響地廢除了「中日和約」。

這次麻生前首相率團來台訪問，也讓我們聯想起當年的外祖父首相吉田茂，和其表弟河田烈，他們家族人在「中日和約」談判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橋樑角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