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談73〕閱讀錢賓四筆記（續）

（全民專欄/陳天授）2008年8月30日，《聯合報》刊載齊邦媛發表的〈紅葉階前憶錢穆先生〉文（照片如附1、2）。文章的刊頭，編輯特別從原內文中摘錄這一小段：「我原是為公事去爬素書樓的石階，送稿，送書，請教，去得很勤……直到他被迫離開素書樓。十八年間我在那石階上下近百次，階旁兩排戚樹長得很高了。1985年我車禍住院時，錢師母去看我，說老師很惦念。一年後我再去看他，慢慢爬上石階時，才看到路旁小溝裡積滿了台灣少見的紅葉……」。

齊邦媛文章中提到，她最緊張的登階記憶是1972年深秋，當時她剛到國立編譯館工作三個月，原以為是個純文化的工作，所遇到的卻幾乎全是政治問題，報紙的報導、社論和專欄最熱門的題目是罵部編本的教科書。1969年老蔣總統下了一道手諭，將國民義務教育延長為九年，初級中學改稱「國民中學」，急就章的教科書稱為「暫定本」，三年滿了，要編印出正式的「部定本」。……有人對高中國文選材不滿意，甚至說主編思想有問題。

齊邦媛特別詳細記述當年爆發的「岳飛跋扈說事件」，因為她的拜託原已不再擔任審稿，無端地把錢穆捲入了審稿風波的這段經過，也讓她在陳述編書的理想時，有勇氣面對錢先生這個人，而不是他「國學大師」的盛名。錢穆面容溫和，傾聽人說話的時候，常有一種沉思的寧靜，也是一種鼓勵。

齊邦媛回憶1983年錢穆親自贈她的《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錢先生一生重要著作多在園林獨處的寂寞中構思完成，尤其詳述任教於抗戰初遷昆明之西南聯大時，在雲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獨居小樓一年，寂寞不耐亦得耐，完成《國史大綱》，七十年來此書仍是許多人必讀之書。只是他那種中式文人之寂寞和西方社會意義的孤獨，情境大不相同。

齊邦媛文也記述錢穆當年被迫遷離素書樓的經過：

他萬萬想不到的是，晚年「歸」來定居的台灣竟也到了沒有溫情與敬意的一天，使他在九十六歲的高齡，1990年六月底，為尊嚴，倉皇的搬出了台北外雙溪的素書樓，落腳在杭州南路一所小公寓，三個月後逝世。當年繼任的國民黨總統李登輝，沒有意願維護前任對歸國學人的禮遇，舉國將一代大儒掃地出門的莽撞無識，其不尊重學術的景況，為台灣悲。而當時在立法院尖刻強烈質詢，要求收回市政府土地的陳水扁，後來任總統八年。十二年後，2002年三月，台北市長馬英九主持開啟「錢穆故居」典禮，將它開放作為中國文史哲學研究之用。距我初登石階整整三十年，如今腳步何等沉重。

齊邦媛文末，引錢穆《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說的話：「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齊邦媛想念那些年，錢先生為什麼願意與她談話？從不論及史學研究，但談人生，正如錢先生在他《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書中說的：「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

由讀詩談人生，談文人在亂世生存之道，錢先生認為書生報國，當不負一己之才性與能力，應自定取捨，力避紛擾。余英時也曾引其老師錢穆（賓四）的話說：「時間老人最後還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談話中，他總是強調學者不能太急於自售，致為時代風氣捲去，變成吸塵器中的灰塵。」

齊邦媛與余英時引錢穆說的話，很是值得當今台灣從事於政治與學術研究者借鏡和參考的。（作者現任台北城市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