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談76〕織田 萬《清國行政法汎論》選譯注(一)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在2010年《台灣治安制度史—警察與政治經濟的對話》、2012年《台灣治安史研究—警察與政經體制關係的演變，和2015年《警察與國家發展—台灣治安史的結構與變遷》等三書，經台北蘭台出版社先後發行之後，到了2020年我的再審修之後才有了元華文創公司《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五)：台灣治安史略》(照片如附)一書的出版。

研讀與撰寫台灣治安史的過程中，對於有關台灣治安史中「前現代的傳統治安年代(1895年以前)」的文獻部分，總覺得有許多的部分章節需要再加以補充，才能比較完整的將一部《台灣治安史》的呈現。

因此，我先選譯注〈警察權行使〉與〈清國一般自治制度〉二文(參閱：曾榮汾，《中國近代警察史料》〈序言〉，頁2)。主要是摘錄自日本學者織田 萬所著《清國行政法汎論》，該書完成於1906年(明治39年、光緒32年)，作者是當時日本京都大學法科大學教授，也是「臨時台灣舊慣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此書就是奉當時此調查委員會長之命編撰。

清朝歷史上有幾個特點，而且與歷代各朝代都所不同。尤其清朝沒有宦官與外戚問題，至多是有一個宗室集團，可以叫做滿族黨。也因為清帝國有組織的統治集團用政治強力對待無組織的社會，容易造成社會結構的脆弱，典型的凸顯在當時台灣社會結構的脆弱現象。「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年」的治安事件接連不斷，是當年大清政府必須採取有效措施，以消弭地方反對勢力，來維護社會安定，這是我們在研究清朝治安制度上，特別關注的問題。

以下，摘錄織田 萬《清國行政法汎論》一書中，選譯注〈附錄一：警察權行使 第一款 警察意義〉的內容如下： 警察本為除去對社會安寧幸福之危害起見，直接制限私人自由之行政作用也。故警察之目的與方法，並存為要。茲將其目的、方法，開列于左：
（一） 警察以除去對社會安寧幸福之危害為其目的。 故有時行政止於圖安寧幸福而無除去危害之目的，雖制限私人之自由，不得謂之警察。例如遇有公需，收用私人之土地、家屋；又為國民知識普及計，強制兒童，就初等教育；如此制限私人之自由，則有之，初無除去危害之目的，故非警察也。抑社會之危害，不一而足，天災地變則出於自然，犯罪則由于人為，除而去之，或防之于未發，或止之于已發，其為警察行政之目的，則一也。

（二）警察以直接制限私人之自由，為其方法。 雖有除去危害之目的，其方法，若無制限私人之自由，則不得為警察。不特此也，其制限必須直接施行。例如修築堤塘，豫防水害之時，亦非無間接制限私人之自由，禁止公路往來是也。修築堤塘等事項，固非警察，至于禁止公路往來，即固係於豫防自修築工事所生之危害，直接制限私人之自由，故可謂之出于警察上作用也。

要之，自非行政作用、並存除去危害之目的、與制限自由之方法，則未可謂之警察。此為近世國家之警察之意義。若夫往時警察，涉於政治全體，混合外交、軍事、裁判等項，則未能占得獨立地位；且其目的，專在於保國家存立，張君主威福，至于保護個人安全，則未也。德國法學家所謂警察國家之時代，即此也。比至近世，隨伴人智開發，凡百制度，一新面目。關於警察之觀念，亦至此確定矣。近世國家之警察意義即如前述，行政作用中，別有獨立地位；警察關係事務，專屬內務行政之一部分，且為通其全體施行者。

由是觀之，現今警察之範圍，如極縮小，然內務行政之發達，實基於文明世代之賜齎，而與其發達相隨伴也。警察事務，日加增益，非昔日之可比，且所謂行政警察之緊要切實，與一般人事相感應者，亦益繁多，故視警察制度全行與否，足以卜其國政治之良否。且警察權之行使，關於立憲政治之運用，有密接不可離者。何則？立憲制度之精神，在於非據法律則不制限私人之權利自由，而警察則為加制限之最甚者。故於立憲國家，論述警察之限界，最為緊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