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隨筆之17》戰後、年改與長照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出生於戰後的1950年代，說來真是幸運的一代，因為我不是生在日本統治台灣的殖民地時期，我不必像我的兄長們，他們要受日本人的氣，小學只能被迫選擇台灣人念的公學校上學，更不必日夜隨時跑防空洞，來閃躲分不清日本人或台灣人的美軍空機的轟炸。

雖說真是幸運的一代，但也可說是活在物質缺乏的年代，但畢竟戰後復原工作需要一段時間。我的父母親他們那一代，他們總覺得終於可以脫離日本人的輕視與控制，他們似乎都過著非常「認命」的日子，他們心裡或多或少也都存著希望下一代生活可以安定下來，所以寄望子女可以有一項固定的工作和每個月一份薪水，能從事公教職業，那是最好，也是一份令人羨慕的工作。

我和許多的親朋好友都是同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經過許多管關卡的升學考試和謀職就業，才如願地能夠進入公教單位服務，擁有一份勉強養家餬口的薪水，和未來退休之後還能夠享有月退休俸的待遇，這是與政府之間的一份信賴和法律約定。

如今，我們這一群出生於戰後1950年代前後的公教人員，正當都是屬於屆滿退休的年齡，也正是現在執政蔡英文政府年改的對象。檢視現在台灣面臨的困境，首推政府財政困難，於是蔡政府將矛頭對準公教人員，祭出年改的轉型正義大旗，立法院的袞袞諸公，尤其是執政黨的委員也都配合演出，也要我們這批1950年代前後出生，現在正可享有退休待遇的公教人員共體時艱。

國家有難，執政的政府要公教退休人員共體時艱，或許不是一件很為難的大事，只是當明(2018)年7月年改制度開始實施之後，我們這批戰後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退休公教人員，他們正面臨他們的下一代小孩，薪資低的相對於房價高；這批戰後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退休公教人員，他們面臨他們上一代的父母親，年紀高的相對長照低。我們這批戰後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退休公教人員，正面臨著下一代和上一代的上下兩代夾攻的生活困境。

我們這批戰後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退休公教人員，都是生活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下，我們都理解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基本概念，也都堅信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之間的共生關係，也都接受資本主義體制下政府經濟職能的存在必要性。

我們這批戰後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退休公教人員，只是非常不解：當政府財政困難的時候，這所謂廣義「政府」(state)不正凸顯惡質政客與貪婪商人之間罔顧經濟倫理，正在上演一齣「交相利」的勾當戲，合力掏空國家與人民的財富，導致社會長期薪資結構的「不當資本利得」，影響我們這批戰後1950年代前後出生的退休公教人員，上不足於長照父母，下不足於培育兒女，這是現在執政的政府應該加以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