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117》胡適口述自傳與胡適雜憶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住溫州街期間，尤其辦公地點從金華街改換到木柵路之後，我每天早上上班方式，是在耕莘文教院站的搭欣欣253號公車，到溝子口站下車。下午下班是同樣搭原號公車，但我會是在公館站下車，然後走路回家。

走回家路上的途中，我都必須經過羅斯福路與新生南路交叉附近，我通常會拎著公事包，一路上逛著書店，發現有新書或自己喜歡的就會買下來，放進包包裡，帶著愉悅心情的走回家。

1980年初到1987年的解嚴，正是台灣社會面臨巨變的前奏，許多的抗爭活動和大量遊走於法律邊緣的書刊雜誌不斷地湧現。這階段的我既是將自己定位除了調養身體，和處理辦公室例行靜態的工作之外，有剩餘時間我則會儘量把握花在閱讀、進修和書寫方面。

在這段期間裡，我最常接觸與閱讀的書刊，就屬當時最常在報章發表時事評論的余英時文字，和李敖出版的《千秋》與《萬歲》的系列叢書。余英時的專書著作和報章上的評論，迄今一直都是我喜歡閱讀的。但李敖作品在解嚴之後，我就比較少閱讀了。

1970年我妄想寫《近代學人著作書目提要》，後來勉力完成一篇〈胡適之先生著作書目提要〉，和發表了幾篇與胡適有關的論述。這一部分的文字後來都收錄在2018年1月與2020年11月元華文創為我出版《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三)：自由主義與民主篇》，與《台灣政治經濟思想史論叢(卷六)：人文主義與文化篇》的這二本書裡。

1974年離開校園之後，儘管我因服兵役和接著忙於其他的事情，但並未放棄喜愛閱讀的習慣，尤其對於蒐購與閱讀胡適的相關作品仍始終沒有間斷。例如傳記文學出版社，於1981年3月出版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和其撰寫的《胡適雜憶》二書，都是我在住進溫州街之後才出版的買來閱讀的。

唐德剛在《胡適口述自傳》的〈寫在書前的譯後感〉寫到：1970年冬季他訪台時，蒙林語堂先生盛情召宴，他在一家嘈雜的大酒店內，問那位衣冠楚楚的總招待，「林語堂先生請客的桌子在哪裡？」竟遭大聲反問「林語堂是那家公司的？」的憾事。

唐德剛盼望這本《胡適口述自傳》的出版，其內容對青年讀者的「實用價值」，因為它是一部最淺近的、最適合青年讀者需要的，胡適自撰的「胡適入門」。對於研究中國近代文史的專家們，它是一本辭簡意賅，夫子自道的「胡適學案」。

周策縱與夏志清在《胡適雜憶》的〈序〉中，分別談到胡適的治學之外，亦略述1950年代胡適在美國的那一段生活的艱辛日子，特別是夏志清的序言裡，分別談及大家所關心胡適身邊的幾位女士，包括江冬秀、韋蓮司、陳衡哲。

唐德剛的感觸胡適這個人，在1970年之後就已經逐漸地被兩岸的中華兒女所遺忘。或許很快地余英時這個人，同樣會步入胡適的後塵被淹沒在兩岸人民的記憶裡。

藉此，在寫完部分〈余英時重要著作提要〉的同時，特別提及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和其撰寫的《胡適雜憶》二書，也正可以作為我1970年寫〈胡適之先生著作書目提要〉的補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