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網路投稿時間：2019-12-03 人氣：次

關學與二曲禮儀

（全民專欄/李亞琦）關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博大精深，內涵豐富，影響深遠，教化民眾，凝聚民心，傳承發展。

何謂「關學」？關學，就其字義講，指關中學術。它最初專指北宋時，關中學者張載在關中廣招弟子，傳授的學術。因張載家居關中，故稱為關學，以區別於其他學派。廣義上講，準確地稱為「關中理學」。

「理學」產生的時代背景？原始儒學在西漢，經過董仲舒等經學家的改造，並受到歷代統治者提倡後，成為華夏社會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到隋唐時，科舉制度取仕，把儒家經典定為科舉考試的主要科目，將漢武帝的「獨尊儒術」政策變成一種國家制度。漢唐是中國古代的盛世，儒學在此時期也達到鼎盛，並遠傳到朝鮮、日本、越南等東南亞國家。魏晉以後、至宋，佛道二教的興起，理論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形成了一套完備的理論體系。吸引了從仕宦名流到庶民百姓眾多的信徒。居於正統地位的儒學，只靠著應試選拔官吏依據的這一項，是佛道二教不能取代的。士子皓首窮經求功名，況「讀書的千家萬家，當官的一家半家」，科舉取仕的獨木橋，使大多學子心灰意冷。更何況，大多勞苦大眾子弟更是上不起學的。儒學面臨著嚴峻地挑戰，理論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儒學煩瑣的注疏訓詁，而缺少佛道二教那樣對「人心、人性」的關注，尤其缺少超越現實的「精神寄託、終極關懷」。

儒學的忠誠衛士，面對嚴峻地形勢，積極地進行理論研發。唐時，韓愈（西元768——824年），南陽人，字退之，唐貞元8年進士，任監察禦史。應對佛道的挑戰，提出了儒家的「道統」觀。道在先秦時期，就是「天人」總法則、總規律的代稱，有著極高的地位。「道」的含義為「仁義」。韓愈所謂之道：「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種「道統論」來自孟子，但孟子的「道統論」沒有這麼完整。韓愈寫〈諫迎佛骨表〉，觸怒了唐憲宗，被貶到潮州。韓愈的「道統論」對宋代理學的產生，有著重大的影響。

理學的產生：「理學」是宋時乃至明代形成的儒家哲學思想。是一種時代思潮，是新儒學的統稱。也稱「性理學」、「道學」。理學與以往的儒學不同之處在於：漢儒治經，側重訓詁制度；宋儒則附會經典義理而說「天人性命之理」，故曰「理學」。也就是自北宋周敦頤、張載、二程（程灝、程頤）至南宋朱熹最後完成的以儒學精神為本、相容佛道思想某些內容的一種思想體系。探索有關「人生、社會、自然」及相互關係等一系列形而上的問題，尤其是對「人心和人性進行了空前深入的發掘，擴展了儒學發展的新天地。」

理學的產生過程中，必須介紹幾個主要人物：

王安石：（西元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臨江人。他在宋神宗年間作宰相，推行新法。王安石的「新學」，讓北宋學風發生了根本性改變。王安石的「新學」突破了舊儒學的章句訓詁，運用理性對舊儒學進行新的詮釋，即所謂「義理」之學。

張載，字子厚，祖籍大樑（河南開封），生於西元1020年，卒於西元1077年。祖父張複，宋真宗時，任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後贈司空。父張迪，宋仁宗時，任殿中丞，知涪州，卒于任上。時諸子皆幼，難歸故里。遂僑居陝西風翔眉縣橫渠鎮。宋仁宗嘉祐二年進士。熙甯初為崇文院校書。不久退居南山下，教授諸生，學者稱其為「橫渠先生」。

在理學中，張載與周（敦頤）、程（顥、頤）、朱（熹）並稱。但他和二程是有所不同的。張載的唯物論思想被後來明清學者發揮了，特別是清初的王夫之發揮了他的思想。張載反對以「理」為萬物的本源，提出「氣本論」，即「虛空即氣」，主張「氣」為充塞宇宙的實體。由於氣的「聚、散」變化，形成各種事物現象。也就是說，「氣」有兩種存在方式：一種是凝聚，一種是消散。凝聚時，就生成萬物，通過「光、色」顯現出形體，使人能看到；散則成為虛空，無光無色，看不見。承認物質先於精神而存在，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因素。「氣本論」、「重禮教」、「躬行禮教為本」、注重「禮樂兵農」、「重實踐」是其特點。他注重禮儀，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如聖人而後已」。張載的「為學四句教」十分有名：「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道出了「為學」的目的。

周敦頤：（西元1017——1073年）。宋湖南道州人，字茂叔。居廬山，築室名「濂溪書堂」。濂溪為其生地，其學派稱為「濂學」。著《太極圖說》及《通書》四十篇。採用道家學說，乙太極為理，陰陽五行為氣，對宋明理學影響甚大。程顥、程頤都是他的弟子。是程朱理學的先驅者。他的思想來源：一方面來自韓愈；另一方面來自佛學和道教思想。

程頤：（西元1033——1107年）。北宋洛陽人，與兄顥受學於周敦頤，並稱「二程」。出入老釋，返求於「六經」。同為北宋理學創立者。其學為「天即理」。「天理」是超乎萬事萬物之上的「自然的道理」，以窮理為本。為達到「天地萬物與我渾然一體」的精神境界，將聖賢之道轉化為仙佛那樣的「終極關懷」。

邵雍：（西元1011年——西元1077年）。宋共城人，字堯夫。元祐中賜諡「康節」。好易理，乙太極為宇宙本體，有象數之學。居洛陽三十年，名所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與二程同時，程顥歎其有「內聖外王」（指內具有聖人的才德，對外施行王道。）之學，用「先天圖」（先天「伏羲八卦」的方位序列是逆時的：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到順時的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具有樸素時辯證思想。如圖）說：「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萬化萬事皆生於心也。」「心為太極」強調心的作用，認為心可以創造一切。這是宋代理學的一個基本觀點。他的思想對南宋的陸九淵、明代的王陽明的「心學」一派影響較大。

從以上北宋學者的新論看出，他們相容佛道「天人性命」（子思曰：「至誠通天」，達到「天人合一」境界。）之理，從各具特色的學術形態，對儒學進行了創造性的詮釋，提出了以「理」為最高原則的理論，創立了「理學」。這是北宋以後出現的儒學思潮，故又有「新儒學」之稱。

理學發展到南宋，分為不同的兩家學派：朱熹與陸九淵兩派。

先說朱熹：（西元1130——1200年）。號晦庵。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世稱「閩學」。南宋徽州（安徽）婺源人。紹興18年進士。他在中國歷史上影響很大。熹為程頤三傳弟子李侗的學生，闡發儒家思想中的「仁」和《大學》、《中庸》的哲學思想，繼承和發展二程「理氣關係」的學說，集理學之大成，後世並稱程朱。自元以來，歷代王朝科舉，均採用熹《四書集注》。朱熹整理文獻，注釋古籍，疑古文《尚書》為偽，不信《詩序》，多作新解。著作有《四書章》、《句集注》、《詩集傳》、《周易本義》、《楚辭集注》、《通鑒綱目》，及後人編輯的《朱文公集》、《朱事語類》等。朱熹把「理」說成是形而上的永恆的宇宙本體，是產生世界萬物的本源。他肯定客體精神的「理」是第一性的。認為未有天地之前，就有「理」存在，天地是從「理」產生的，天地是理的外化。他說：「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氣，然後有形。」這是講「精神和物質」的關係，他把「理」放在至高無上的地位。朱熹還把「理」直接和道德綱常相聯繫，強調「倫理綱常秩序」，認為人人遵守倫理（事物的條理。安排部署有秩序）綱常秩序，是理所當然。他強調「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修身、齊家，只是一理。」即每個人都修養身性，家就齊一了，家家相安無事，國家大治，天下也就太平了。程朱理學對後世影響深遠，乃至日本、朝鮮。理學在朱熹發揮下，成為官方的正統哲學，統治元、明、清三代思想界達七八百年之久。

再看陸九淵：（西元1139——1193年）。南宋撫州（江西）金溪人，字高靜。乾道八年進士，任勅令所刪定官。官至知「荊門軍」。後還鄉居貴溪之象山講學，學者稱「象山先生」。他把佛教禪宗和儒家思孟學派結合起來，構成了他的「心學」思想體系。曾與朱熹會講鵝湖，論多不合。故朱主張「窮理」，強調：要多讀書，多觀察外物，才能發明本心，達到對聖賢道德的知識和自覺。陸主張「明心」，強調：首先發明人的本心，然後讀書，知本就是知心。朱「重道學問」，陸「重尊德性」；朱「好注經」，陸謂「學苟知本、六經皆我注腳」；朱主張「理在氣先」，陸認為「心即是理」，只須切己自反，理即自然而明。自是理學分朱陸兩家。陸九淵學說，對明代王陽明（守仁）影響很大，王陽明發揮了他的學說。

理學在明代的發展，心學的集大成者、重要人物是王陽明：(西元1627——1705年)。名守仁，明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弘治十二年進士。王陽明是一位明中葉安定社稷、高功彪柄的封疆大吏。他的哲學思想是南宋陸九淵「心學」流派的繼續，故合稱為「陸王學派」，世稱姚江學派，以其曾築室故鄉陽明洞。學者稱陽明先生，也稱陽明學派。王陽明主張「以心為本體」，提出「致良知」的思想，提倡「良知良能」，「格物致知、自求於心」，「心之本體無所不該」，「意之所在便是物」。意思是說，「心」這個本體，是無所不包的。有我的感覺就有物，而物質就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就是一切。他反對朱熹的「外心以求理」，提出「求理於吾心」的「知行合一」說，這是對孟子「良知」說的發揮。王陽明是孔子「為仁」方法的「踐行」者。孔子說：「我未見力不足者」，孔子強調，道德修養要依靠自覺的努力。而且重要的是從當日起就去做，今天行仁了，今天就得到了仁。孔子的這一種思想，一直影響著明代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心學。仁德之道，關鍵在於「踐行」，一個若能終日行仁德之事，是不會感到力量不足的。陸王學派自言來自孟子，在實踐孟子的功夫上竟與憚學接近，可見共通處。這是宋明儒學佛老思想地闡發。

人們在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時，據此抨擊王學末流，並追究王陽明。

綜上所述，宋明「理學」即宋明新儒學，通俗化稱之為「宋明哲學」。這是受「歷史客觀條件和科學技術限制」而形成的對世界的認識論。因而，宋明理學形成為兩大學派：即「程朱」、「陸王」兩家。「程朱」主「性即理」的認識論，性即事物的本質屬性，主張「格物窮理」；「陸王」主「心即理」的認識論，提出：「致良知」、「體用兼備」、「知行合一」的學說。

這裡不難看出：儒家講究成「聖」，存心養性，正己修身；道家講究成仙，修心煉性，功德度世；佛家講究成佛，明心見性，去惡行善。儒道釋三家都是從心做起，「天人性命」之理，殊途同歸，萬法合宗，其實質，都是一種「道德理論」。

下面介紹李二曲及二曲理學：

李二曲：（1627——1705年）。明末盩厔蔡園堡人，名顒，字中孚，自號「二曲土室病夫」。少年刻苦自學，逢人問正字句，再輔以字典《海篇》，通覽經史百家，無師而成。與富平李因篤、眉縣李柏，號稱「關中三李」。清康熙二十八年，薦舉博學鴻詞，絕食拒不應命。以闡明「關學」為己任，主張調和朱（熹）、陸（九淵），各取所長，而偏向陸王心學。著有《四書反身錄》、《二曲集》。提出「明體適用」、「反身實踐」學術宗旨。世稱清初「海內三大儒」：與河北容城孫奇逢、浙江余堯黃宗羲齊名。李二曲的「實學與理學」相結合的道路，是清代關學與其他理學學派所不同的。明清之際，相應「關學的形態」也有較大轉折變化和發展，這一時期，李二曲是位關鍵人物。二曲學說，是對「程朱」、「陸王」理學兩派學說的揚棄兼取，獨立地提出自己的新說「明體適用」、「反身實踐」。

二曲理學，是自宋張載開創、尤其是明代呂涇野（呂楠：1479—1542，明高陵人）、馮從吾（1557—1627，明長安人）傳承關學以來，躬行「禮教學風」的持續和發展。錢賓四《覆陳固亭書》云：「關學，宿所崇敬，橫渠而後、端推二曲」。全祖望在《二曲先生窆石文》中稱李顒「上接關學六百年之統」。

李二曲堅持關學對「禮樂的重視」、「以禮為教」，強調「以禮作為君子行為的準則」，望其知禮，完成其「救正人心」，實現「足食知禮」的理想社會。李二曲南行「東林書院」講學，三年之後，主講於「關中書院」，時年47歲。關中書院是馮從吾先生講學的地方。李顒對馮從吾（少墟）十分崇敬，曾到長安縣拜謁從吾之墓，並彙集馮少墟著作為《少墟全集》。

李顒在關中書院積極闡揚學術，使自少墟後久已絕響的講學之風再次興起。二曲先生親自制訂《關中書院會約》，即學會學規。約束禮儀，整肅身心。下面節選的是《二曲集·關中書院會約》有關學規禮儀的一段記載：

每年四個仲月（即2、5、8、11月），舉行會講，開講當天上午：

一、擊鼓：3聲，各人穿戴好衣帽；

二、謁至聖先師像前，行「四拜禮」；

三、謁關中書院創始人馮從吾先生牌位前，行「四拜禮」；

四、向各憲（上司、憲章）行「三鞠躬禮」；

五、分東西二班，相對一揖，就坐，以年齡為序，不可以同班的，後退一席；

六、開講；

七、講畢，擊鼓三聲，謁至聖先師像前，禮成肅揖而退。

從以上會約學規禮儀，可看出二曲先生承襲了明代的「四拜禮」，即「請神、參神、飲福受胙、送神」幾個禮儀程式。

下面重點介紹《二曲禮儀》：

二曲禮儀，主要傳播於周至大地及關中地區的行為規範、文明禮節儀式。它包括城鄉百姓家的婚嫁、壽誕慶生、喪葬、週年、節慶等紅白喜事需要舉行的各種人生禮儀。其實質是繼承關學「重禮教」、「躬行禮教為本」的明代禮儀。2013年《二曲禮儀》被列入陝西省第四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代表性傳承人：劉知民先生。

二曲禮儀，源於清初「海內三大儒」之一的「關中大儒」李二曲。李二曲飽經明末清初亂世之苦，針對「邊臣不知忠義、而爭先奔走，妖賊不知正道、而大肆猖獗，中外貪肆成風、縉紳奔走竟成俗」，以及「無廉恥、無操為」、「趨炎附勢」、「道德淪喪」的社會時弊，反省傳統理學，抨擊「禮不下庶人」的「貴族化」、「專制化」傾向，宣導「明體適用」，提出「悔過自新」，堅持關學「以禮為教」，強調「以禮作為君子行為的準則」，望其知禮，完成其「救正人心」，實現「足食知禮」的理想社會。

二曲禮儀的實質是繼承儒家傳統禮儀，躬行關學「以禮教為本」。它是《周禮》、《儀禮》、《禮記》三禮與周至城鄉民眾紅白喜事活動相結合的產物，它是禮貌、禮節、禮儀的通稱，是城鄉廣大民眾紅白喜事活動中表孝意、表敬意、表莊穆、表隆重而舉行的禮節儀式。二曲先生看到當時社會上，能行得起禮、請得起禮賓、作為時尚排場的，大凡是有錢有勢的豪門大戶。他在「重在踐禮」的實踐活動中，創立了服務於普通民眾的「二曲禮儀」，使得禮儀「平民化、大眾化」，在周至大地得以普及。二曲禮儀，主要是通過師傳的形式，得以傳承發展，從《關中書院會約》及「襄城祭父招魂禮俗」中可見一斑。二曲先生撰導二曲禮儀，通過言傳身教，傳授給他的門生及縣邑名儒、學者、紳士，推廣傳播到城鄉廣大民眾的紅白喜事活動中。

二曲禮儀的基本特徵：

一是時代特徵：二曲禮儀，它產生於明末清初社會變革時期，他是二曲先生崇高氣節與「自修、自尊、自強」品質在禮儀上的反映。二曲禮儀傳承了「明代大祀四拜禮」：即啟始，迎神四拜；其次，飲福受胙四拜；最終送神四拜。二曲先生深惡痛絕當時社會「無廉恥、無操守」、「趨炎附勢」道德淪喪的時弊。認為「仁義禮智信」天生優良品質的本性喪失、乃至到了「違禽善不遠」的地步，這就須進行道德禮儀修養。強調把禮儀作為行為之準則，把行禮與做人統一起來，以達到「明道救世」。每當你行二曲禮儀時，你就會自然地進入到「悔過自新」、「躬行禮儀實踐」，嚴格要求自己的境地。

二是關學特徵：二曲禮儀，充分體現了關學學者的實踐活動主要在於禮儀領域，二曲先生制定的《關中書院會約》，即學會學規及開講時的「四拜」禮儀，可看出「重禮教修持」，「重實際、重實用、重禮法」等特色。他重視關學讓學生們按圖示學習《儀禮》中的典禮，登降俯仰一依典制。他在《襄城記異》中撰寫的〈祭文〉等禮文，與關學學者一樣，文風嚴謹，文體規範，思想精粹，評議質樸，帶有鮮明的關學特色。

三是會通特徵：二曲禮儀，如同他的學說一樣，「兼融並包、博採眾長」。在繼承傳統禮儀的基礎上，又吸收了新的思想因素，簡明扼要，通俗適用，為普通百姓所喜聞樂見。

四是高雅特徵：禮樂在明清時代，已發展到頂峰。二曲禮儀，則集中的表現出「高雅」的特徵。設置莊重的「香、爵、饌、文」四案，更顯得典雅。祭祀時，必須是畢恭畢敬、心神專注，表現出「祭如在」的肅穆氣氛，「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禮儀規範，升降行止，皆有禮路，舉止有度，秩序井然。古樂伴奏，最大特點是「抬腳響」，即主祭者腳一起步，樂器就得響起來，古風古調，文明高雅。

五是民間特徵：二曲禮儀，歷經300餘年來，其流傳主要在民間。鄉村百姓家的婚嫁、壽誕、喪葬、三週年、祭祀、廟會、節慶等活動，都要行禮，並與民間風俗習慣相融合，成為高雅質樸、莊重而適用、群眾歡迎的新時尚，促進了社會和諧、文明進步。

二曲禮儀，興於清初，盛於清康乾盛世，衰於「文革」，復興於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歷了一代又一代禮學家、禮賓大師的傳承，使得二曲禮儀得以繼承和發展，且紮根於城鄉普通民眾之中，有著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和廣泛的文化空間。規範、高雅的二曲禮儀，不僅是周至的文化瑰寶，也是陝西的重要文化遺產，閃耀著中國傳統禮儀之亮點。在二曲禮儀傳承的300餘年裡，在周至乃至周邊區縣有著重要影響和深遠意義，以及突出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和社會價值。

二曲禮儀的興起，得益於清初周至知縣駱仲麟的重視和支持，他是一個禮賢下士、恭行禮教、重視文化、體察民情、清正廉明的好縣官。為了使「二曲禮儀」發揚光大，每年春，由他親自組織全縣知名禮賓及樂師，到縣城「文廟東學」會聚，由二曲先生排導，通過演示，統一禮路、統一樂曲，使周至地區的禮樂逐步趨於規範高雅。

二曲禮儀深深紮根於周至大地，世代相傳，主要用於城鄉民眾家的婚嫁、壽誕、喪葬、三週年、節慶、廟會等紅白喜事中。「過事」先一天晚，均須祭祀，且《祭禮》是一致的。而在具體的紅白喜事中，其禮路，則因事而異。

二曲禮儀的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一、執禮者；二、受禮者；三、行禮者；四、祭品；五、禮文；六、儀注等。

一、執禮者（即禮賓、司儀），是禮儀的主持、贊禮者。唱贊儀式、叫人行禮。禮賓由二、四、八人組成。分別稱：啟贊、通贊、引贊、啞贊；

二、受禮者（接受禮儀的對象或偶像、牌位）；

三、行禮者（主祭者）：是參拜受禮者的主角，行使鞠躬跪拜禮；

四、祭品（獻的物品）：祭品要新鮮、要豐盛，且為祭祀神明的專品。用於祭祀的犧牲與物品都有雅稱，不得直呼其名。

五、禮文（祝文、祭文）：是拜祀神明時所用的文體，即祭時以言告神、祈福致禱、祈禱雨晴、驅逐邪魅、干求福降、哀悼死亡之辭。體裁有散文、韻文、駢文等，韻文中以四言為正體，感情色彩濃厚。

六、儀注（儀式、程式）：主要介紹二曲禮儀的《祭禮》。祭禮，是一堂正禮、大禮。無論婚嫁、壽誕、喪葬、節慶等活動，是日之先夕，均要行莊重、典雅、正規的《祭禮》。其基本儀注為：

（一）陳設：凡祭，須先陳設。在神龕前，設供桌、置蠟台、擺香爐等。且穩案、淨幾、盥洗、燃燭、焚香。

（二）請主：打掃廟堂、陳設就緒之畢，請進尊神，即請出受禮者（或龕、牌位、偶像），安座。

（三）降神：行祼禮，進爵灌地，即以酒灑地，降神受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