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報筆記14】胡適篇(十四)

（全民專欄/陳天授）國家文藝獎得主王鼎鈞先生於2006年2月16日在《聯合報》發表一篇〈我從胡適面前走過〉。這題目取得很特別，對於胡適在台灣期間的文學觀點，王鼎鈞在文章中有很獨到的看法。

王鼎鈞指出，作家開會談「胡適在台灣」，好像應該從文學的角度談他，胡適在台灣最重要的影響不在文學，在政治思想，他的精神時間幾乎都拿來宣揚民主自由。胡先生對台灣文藝的發展好像不太關心。他是反共的，1950年代台灣興起反共文學，他沒說話。他是主張創作自由的，他去世前，現代文學已經初展，爭議已經出現，他也沒甚麼表示。他開創中國的白話新詩，他在台灣也不談詩，詩人也不找他請教。

1952年，胡先生第一次回到台灣，王鼎鈞說他當時在廣播公司工作，也跟著採訪記者到松山機場，還參加了記者招待會。有人問胡適對於文藝的看法，胡適很認真地說，「文藝運動要由大作家領導」。

王鼎鈞說他心裡很納悶，政府正在搞反共文藝，大作家正是被領導的對象，王鼎鈞說他不懂是甚麼意思。終於有一天他明白了，胡適的看法是文學史的看法，「江山代有才人出，管領風騷五百年。」從胡適的角度看，50年代的反共文藝運動是個政治運動。

1958年，台北的中國文藝協會開大會，邀請胡適演講，胡適講〈人的文學〉、〈自由的文學〉。王鼎鈞根據錄音的轉錄成文字：「政府對文藝採取完全放任的態度，我們的文藝作家應該完全感覺到海闊天空，完全自由，我們的體裁，我們的作風，我們用的材料，種種都是自由的，我們只有完全自由這一個方向。人的文學，不是非人的文學，要有人氣，要有點兒人味，因為人是個人。」

胡適在台北文化界紀念五四運動的演講中，提起他當年提倡文學改良，陳獨秀把「改良」換成「革命」。胡適提到文學有生老病死，文言是死文學，白話是活文學。他們對新文學創作「提倡有心、實行無力」。王鼎鈞提到胡適的演講還提出魯迅和周作人，稱讚了兩句。那時台灣無人敢公開說出魯迅的名字，而且魯迅當年罵人也沒有饒了胡適，王鼎鈞說他感受到胡適「外舉不避仇」的風範。

王鼎鈞在本文裡還談到，在他們廣播編審組的顧問會議中，胡適說《紅樓夢》哪有藝術價值！胡適的理由是《紅樓夢》沒有plot。王鼎鈞說他後來在梁實秋邊的字典中查到，plot既是情節，又是結構，還是「陰謀」。王鼎鈞後來知道plot是西洋傳來的東西，中國沒有plot，但是有章法布局，那就是中國的結構，《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都沒有plot，但是都有結構，兩者「不同」，但是不等於好壞。王鼎鈞自感「唉，這好像要批判胡適了，罪過！罪過！」

王鼎鈞提到，胡適提倡白話文絕不放棄任何機會，例如中國大陸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的兒子胡思杜站出來「大義滅親」，外國通訊社發出電報，說胡思杜「沒有緘默的自由」。在那種情況下，胡博士還有心情告訴中國記者，應該翻譯成「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王鼎鈞文章最後特別提到，胡適到各地演講，美國之音駐台北的單位都派人錄音，早期的丁秉燧常在現場拉線安置麥克風。大部分錄音都交給中廣節目部一份，節目部交給他聽一遍，他的任務是斟酌是否適合播出，或者摘出一部分播出。

王鼎均說他在工作中深受胡適語言風格的薰陶，胡適使用排比、反復、抑揚頓挫，常使他含英咀華，胡適有些話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胡適明白流暢而有回味。王鼎鈞說他只能跟胡適學敘事說理，學不到抒情寫景，胡適畢竟只是廣義的文學家。

我們讀過王鼎鈞散文的膾炙人口，他的許多作品被選入高中課本教材，現在高中生讀他的《開放的人生》，讓我聯想起1960年代念高中時候喜歡讀朱自清的〈背影〉，和夏丏尊的〈白馬湖之冬〉的散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