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齋續談67〕錢穆的記述政與學關係

（全民專欄/陳天授）近日閱讀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照片如附），有關其在北大授課期間的與顧頡剛、胡適、傅斯年、張君勵、梁漱溟的互動情形，我先記述其等談論所涉及的政與學關係。

1.錢穆在北大與胡適、傅斯年的交往。1930年秋，錢穆36歲知遇顧頡剛，受聘於燕京大學講授「國文」課程，得識郭紹虞；1931年夏，經顧頡剛推薦授課於北京大學歷史課程，和新開一門選修課「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在北大任課期間，與時任文學院院長胡適，及傅孟真（斯年）在教學內容與授課人事上的交涉：

又一日，適之告余，得商務來書，囑編一中學國文教本。彼謂，君在中學任教國文課多年，對此富實際經驗，盼我兩人合作，共成此編。余告適之，對中國文學上之意見，余兩人大相違異，倘各編一部中學國文教科書，使國人對比讀之，庶可有益。倘欲兩人合編，其事不易，並使他人亦無可窺其底裏，遂拒不為。此事遂亦作罷。時適之在北大，已不授中國哲學史，而改授中國白話文學史。惟余與適之在文學方面甚少談及，以雙方各具主觀，殊難相辯也。（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1983年1月，東大圖書，頁145）

余在北大，任「近三百年學術史」一年。翌年，改開「中國政治制度史」。系主任陳受頤……實際並不任系務，乃由孟真幕後主持。大意謂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余謂，言實際政治以前制度可不再問。今治歷史，以前究屬如何專制，亦當略知，烏可盡置不問。屢爭，終不允。……惟余第三年仍開「近三百年學術史」，俾完成余之講義。（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合刊》，1983年1月，東大圖書，頁147-8）

2.錢穆敘述張君勱組黨和有意邀請他加入的情形：

又一年，余自北平返蘇州。張君勵偕同張一鵬來訪……君勵係初識，時方有意組一政黨，在赴天津北平前，邀余相談。謂君何必從胡適之做考據之學，願相與作政治活動，庶於當前時局可有大貢獻。余告以余非專一從事考據工作者，但余政治活動非性所長，恕難追隨。語不投機，一鵬似亦對此不熱心，談話為歷一小時即散。自後余與君勵在香港始獲再晤。（見前書，頁160）

3.錢穆在華西大學與梁漱溟的交涉與對話情節。

一日晨，方出門去上課，梁漱溟忽來訪。余告以正值有課，漱溟曰，無妨，我來成都小住有日，並暫居君之隔鄰。遂約隔一日晨再面。余又返室，取《政學私言》一冊與之，曰，君儻夜間得暇，可試先讀此書。隔一日晨，余遂訪之於其寓。漱溟告於，此來有一事相商。彼擬創辦一文化研究所，邀余兩人合作。余即允之，問此事將於何時開始。漱溟曰，頃政府方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俟此事獲有結果，當即進行。又曰，君之《政學私言》已讀過，似為政治協商會議進言也。余曰，不然，書生論政，僅負言責。若求必從，則捨己田芸人田，必兩失之。君欲作文化研究，以倡導後學，茲事體大，請從今日始。若俟政治協商會議有成果，則河清難俟，恐僅幻想耳。漱溟聞余言，大不悅，起座而言曰，我甚不以君言為然。（見前書，頁225）

……抗戰勝利，余返蘇州，任教無錫江南大學，曾於京滬車上兩晤漱溟。時漱溟居滬，常往返京滬間，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先一次告余，每憶君在成都所言，此事誠大不易，茲當勉姑試之，不久或知難而退矣。第二次，車廂中乘客擠滿，無坐位。行過兩廂，忽覩一空位，余即赴座，乃旁座即漱溟也。瞑目若有思，余呼之，漱溟驚視，曰，君來正佳，我此去堅求辭職矣。（見前書，頁226）

錢穆在《晚學盲言》〈自序〉中描述，他在83、84歲，雙目忽病，不能見字，不能讀書，不能閱報，惟賴早晚聽電視新聞，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辦認人之面貌，疇人廣座，酬應為難，遂謝絕人事，長日杜門。幸尚能握筆寫字，偶有思索，隨興抒寫，仍隨時提出新觀點，由夫人胡美琦誦讀整理直到他92歲生辰後又百日，始完成《晚學盲言（上、下篇）》。

《晚學盲言（上篇）》有篇〈政與學〉的申論：

民國以下，上則政益亂，下則學益衰。胡適幼年留學美國，歸而提倡新文化運動。一曰德先生民主，一曰賽先生科學，則惟主西化而已。故於傳統舊學，僅有抨擊，未有發明。梁啟超梁漱溟隨而糾其失。然二梁於舊學皆未有深入，則惟見胡氏之失，亦無以見舊學之真。……中國政與學合，西方政與學分。此亦中西文化相異一大端。（錢穆《晚學盲言（上篇）》〈政與學〉，頁244）

……人各有欲，而得其所欲則必在道。但道有在己，有不在己。求富貴，須外在條件，道不盡在己。即如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亦僅少數為富人，多數則仍為工人與小商販。民主政治亦僅少數得上政治舞台，多數則仍為平民。……既不得其所欲，則心不安爭不止。中國人所好在孝弟忠信，其道盡在己，有志無不得。……即人無不得其欲，則又何他道之可言。故政必尊學，而學必求通，此乃中西文化之基本異點，誠不可不為之明白指出。（見前書，頁246-247）

針對「政」與「學」的關係，錢穆下了結論的事：中國政與學合，西方政與學分，此中西文化相異一大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