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政經發展史稿17〕荷西統治台灣時期政經發展（八）

（全民專欄/陳天授）荷蘭時期福爾摩沙商業資本主義稅制，採取承包租稅的汲取資源。分為直接稅與間接稅，並將課賦對象漢民與原住民分開的方式。對漢人部分，舉凡農、漁、獵各業，均須繳納稅金。進出口貨繳交貨物稅，農墾者繳交耕作稅，狩鹿者繳交獵具稅，用罟者每月1西班牙利爾（real, 3荷盾），用陷阱者每月1利爾半，收入達26,700利爾之多。

1638（明崇禎11）年為例，獵鹿的數額就高達151,400隻，大量外銷日本的鹿皮，是製作成日本的「陣羽織」，也就是作為甲冑外的披肩之用。由於濫捕殺鹿隻的結果，導致鹿隻的數量大減，不得不採取停發狩鹿執照的方式來因應，嗣因經商人不斷地反映請求，並保證只會使用罟網，不會用陷阱網方式的捕殺，並保證只會將鹿皮與鹿肉銷往大明國，荷蘭乃答應並同意以課10%的出口稅。

東印度公司規定漁民捕魚前，必須先到熱蘭遮城申請許可證，捕魚後須回熱蘭遮城確認漁獲量，納10%的稅金。大明國漁民有些時候只是春季停留福爾摩沙，到了秋天收工就返回原居地，成為是季節性移民，主要原因是當時福爾摩沙西南部沿海一帶發現擁有豐富的漁場。

荷蘭東印度工由於需要在主要商業交易頻繁地區設立據點，作為出售棉布與鐵器的獲利市場，該據點因而被當地漢人稱之爲「土庫」。諸如：在大員附近的鹽水、新營、六甲、下營、西港、仁德等，在荷蘭時期漢人居住多的地方迄今存在著許多「土庫」地名；相對地，佳里、麻豆、安定與善化、新市、新化、歸仁、東山等，因屬西拉雅族與哆囉嘓族社地區比較少見，主要是因爲當時荷蘭人，在與原住民較多居住地區的商業行為，專設有贌商用「贌社」（pacht）的「包幹制」方式來進行交易。

當時的大員主要是一個貿易轉口站，除了大明國與荷蘭東印度公司雙方維持貿易夥伴的關係外，荷蘭東印度公司還額外扮演負責維持治安，保護居民安全。同時，漁民只要有荷蘭東印度公司派出船隻的伴航護漁，漁民就必須支付什一稅或十分之ㄧ的魚獲量及魚卵。

對於原住民部份，1644（明崇禎17）年至1646（隆武2）年間，將大明商人承包村社，標得村社權利金，則視為原住民取得原先地方集會時贈送給荷蘭政府的貢物。然而，標得村落權利金方式，後來逐漸演變成賺取收入來源的機制，貨幣支付正逐漸取代勞役，貢物也就演變成原住民負擔的一種間接稅。

東印度公司針對福爾摩沙住民自7歲以上者，每人每月合5辨士半的人頭稅，最高的收入金額曾達7萬利爾左右。當時福爾摩沙住民人數並不多，但每年累積的總稅額仍可高達14萬利爾。尤其「村社承包制」的模式，是東印度公司引自歐洲徵稅的「贌社」制度。

所謂「贌社」制度，《彰化縣誌》〈蕃俗篇〉載：「贌社亦起於荷蘭，就官承餉，曰社商，亦曰頭家。八、九月起，集夥督番捕鹿，曰出草，計腿易之以布，前後尺數有差，劈為脯，筋皮統歸焉，為頭及血臟歸之捕者，至來年四月止，俾鹿得孳息，曰散社。」

換言之，「贌社」制度係將原住民稅收發包給漢人社商、通事承辦，商人得標後即可獨佔村社的所有交易，導致後來屢屢出現利用特權欺壓、侵占原住民財產，凸顯荷蘭商業資本主義財政稅收對福爾摩沙住民的苛斂。

1644（明崇禎17）年起，東印度公司大員商館將原住民社進行貿易的獨占權標售出去，承包商獲得於原住民社進行交易為其一年的獨占權後，大舉鬨抬衣料、鹽等各種雜貨商品價格，壓低用來支付商品的鹿肉與鹿皮價格，再將此鹿製品外銷大明國，以獲取暴利。其間荷蘭東印度公司還試圖以減少人頭稅方式，來說服住民皈依基督教。

「村社承包制」至1683年，清治臺灣時期仍延續實施，不過取消了競標，改採「社餉制」的方式對原住民徵稅，由承包商至村社交易所得的部分利潤，作為社餉繳納給官府。1737（清乾隆2）年，乾隆政府進行稅制改革，此一制度才結束。

另外，所謂對荷蘭的貢納，是取自大明國移民福爾摩沙者，最初數年每年收入額至少超過3千利爾，由於福建省內之紛亂所促進的移民運動，將甚多家屬帶至福爾摩沙，截至17世紀中葉對荷蘭的貢納金額約達4萬利爾，而東印度公司必須再上繳荷蘭聯合省各項稅賦。

東印度公司在作為商業活動基地的市場分配和保障優惠權，任何公司則都以納稅等方式作為回饋，而稅率又與東印度公司的財政收支息息相關。在福爾摩沙的東印度公司當然不例外，甚至每年上繳國家的大筆稅款，更是股東投資利潤的3倍之多。

商業資本主義結構下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在福爾摩沙的政經利益被荷蘭東印度公司緊密的控制，並且作為經濟勢力擴張的工具，這些壟斷性組織又變成國家機器在軍事出征，和戰爭時所需要的重要稅收來源。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像資本的容器，透過管制和資本調節，以協助達成國家政經發展的總體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