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童人權絕對應優於被告人權

（全民專欄/劉志成）近期兒童遭隨機殺害，層出不窮，而殺人的理由實是荒謬，有想死、找不到工作、孩子吵鬧等。最近台北市北投文化國小女童在校園慘遭割喉，急救無效，醫師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家屬不忍孩子苦痛，放棄急救，讓孩子平安離世。

平面媒體報導，「割喉案小天使走了，不痛了」、「救不回醫師哭了」、「太自責老師淚崩」，而比對兇嫌隨機作案的兇殘，殺人後立即自首的心機，被逮捕時面露微笑、嗆法官的張狂，強烈得令社會大眾氣憤。

但是，司法如因循對被告人權保障的迷思，判決最後結果，恐怕又是令社會大眾失望。翻閱近期兒童被害事件，不論犯案者是否有心智障礙，只要在法庭認罪、道歉，多為有期徒刑確定，最典型案例為兩歲王姓幼童遭拔指甲、灌酒、注射毒劑等虐殺致死，一審法官判處被告死刑，但二審法官以被告有道歉、有送醫，並非毫無良知，改判有期徒刑。

法官對被告寬恕，卻忽略了兇嫌凌殺的兇殘、被害人的血淚、家屬的苦痛、大眾的憤怒，而被告不僅可以死裡逃生，未來還可假釋出獄，至於假釋出獄後是重新做人還是繼續作案，不是法院的判斷，而是社會大眾自行承擔責任。

過去做為被告從輕量刑，是依據聯合國一九六六年「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政府於民國九十八年四月廿二日經總統公布「兩公約施行法」；另聯合國一九八九年「兒童權利公約」，特別強調兒童的「生存權利」，是與生俱來的絕對保障，而該公約政府已於民國一○三年六月四日，經立法院制訂「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

從上述公約制頒經過，可得觀察國際及台灣地區人權的保障，為何過去常流於「被告人權」優於「兒童人權」保障的迷思，但從聯合國先後制定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可得確認刑事案件人權保障，早已從「被告人權」進入「兒童人權」保障的思維。

我國是兒童權利公約的簽約國，且已在民國一○三年制訂施行法，落實兒童人權至為重要，被告人權絕無優於兒童人權的理由。

法律人追求公平正義，追求人權保障，面對虐童殺害事件，期待法院不再是「留下惡魔，送走天使」，因為兒童被害成為天使，是心痛下給他們最深的祈福，但任何人沒有權利剝奪兒童的生命權，兒童基本人權的保障，應是國家社會永不妥協的決心。

因而，兒童生命不容剝奪的保障，應是司法偵審的核心，期待未來司法判決，可以看到兒童權利公約，落實在審判程序與判決書中。　

基於對兒童生命的尊重，防制殘殺兒童事件發生，司法機關及行政機關切勿昧於兩公約實踐，而忽略兒童權利公約，如果再因襲過去兩公約對「被告人權」優於「兒童人權」的迷思，不僅違反兒童權利公約，更無公平正義可言，期待「留下天使，送走惡魔」，能夠成為法律人最高的價值核心。

北市國小女生割喉案發生後，柯文哲市長打算加高校園圍牆，以確保安全，並非最好方法，校園安全的潛在威脅因子，包括意外事件、暴力行為、管教衝突、天然災害、兒少保護、與傳染疾病等，設若一發生校安事件，立即採取圍堵手段，未來非將學校變成溫室、碉堡、禁區無以確保安全，但勢必要付出鉅大代價，以北市中小學圍牆改善工程經費，就需耗費數十億元以上，這不啻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此割喉案兇嫌，在校期間的人際疏離、交友、及職場所遇到的挫折，早已經埋下反社會的心理，類此個案，家庭、學校和社會，如果多一點關心警覺，一定可以大大降低社會風險，特別要知高牆可立、人心難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