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隨筆之34》清貧、清富與清福

（全民專欄/陳天授）我在發表上一篇《生活隨筆之33》〈慶富、仇富與排富〉的一文裡，特別是在結尾的部分提醒到，當前台灣政治經濟發展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負責制定與實施政策的行政與立法部門，不要懷有「仇富」的矛盾心態，但要有「排富」的細緻思維，我們當發展「具有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以利於建立一個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

強調「具有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就讓人不禁要回溯1950年代起，迄於1980年代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與變遷。

檢視在這一段時間，我們國家發展的政治經濟體制，雖有私人財產權與市場經濟機制，但是我們政府透過每四年為一階段計畫的實施經濟發展，因而不符合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運作，所以不能稱之為「資本主義國家」；然而，我們又雖然學習了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但是我們卻又因為具有私人財產與市場競爭，所以更不能被稱之為「共產主義國家」。

加上，當時執政國民黨政府標榜實施三民主義民生建設的時空環境，我們縱使實施市場經濟卻不准許大家稱「資本主義經濟」；我們有經濟計畫更不准許大家稱「共產主義經濟」。

所以，當時負責國家經濟發展的尹仲容、李國鼎等這批技術官僚，在威權體制下定義了所謂「計劃性自由經濟制度」，為一種具有資本主義特質又有社會主義精神的混合經濟體，既以達成私人市場競爭又有政府計畫優點的國家經濟發展目標。

台灣在實施「計劃性自由經濟制度」的30、40年期間，讓台灣經濟社會得以從戰後「清貧」經濟的老百姓「清苦」生活環境中，逐漸脫困出來，從而創造了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美譽。相對地，在政治發展上威權政治的一黨獨大現象，也遭來不少的批評。

所謂政治穩定的創造「台灣經濟奇蹟」說，或許與東方盛行的儒家思想與文化有其關連性，因為它同時期創造經濟奇蹟的，都還包括具有中華文化背景的日本、南韓、新加坡，和香港等國家或地區，因此形塑了具有「亞洲價值」的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理論。

如果從經濟學論述經濟循環發展的復甦(recovery)、高峰(peak)、衰退(recession)、谷底(trough))的四階段說，來對照台灣「計劃性自由經濟制度」的發展階段，台灣在度過所謂「台灣經濟奇蹟」的每年經濟成長率超過個位數之後，我們已經歷經復甦而攀上高峰的階段，同時也促成了台灣順利地走過「清貧」的「清苦」歲月。

換言之，1980年代以後台灣已不再繼續實施當年的所謂「計劃性自由經濟制度」，而台灣經濟也在走過這高峰期之後的呈現發展停滯狀態，逐漸的開始步入衰退期的階段。

如今，台灣面對全球實施資本主義的結果，已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擴大、失業率增高、經濟成長停滯的現象，台灣想要恢復過去實施「計劃性自由經濟制度」的榮景，不但已經讀不回，而且台灣政治經濟的發展還得要遭遇更嚴厲的挑戰、持續地走下。

台灣的經濟發展，我們已不能再期望出現高度經濟成長率的「國內生產毛額」(GDP)，而是要制定加入文化元素的具有國家精神富足的「清富」思維，得讓台灣百姓在歷經高經濟成長的脫離「清貧」，和達成以文化內涵為底蘊的「清富」目標之後，乃得成就「具有台灣特色的資本主義制度」成果，讓國人享受「清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