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瑣記27》錢復與張群捐贈個人資料的歷史意義

（全民專欄/陳天授）前監察院長錢復捐贈個人收藏資料給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內容包含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見證、駐美代表及外交部長時期與4任元首的交會，對於歷史研究是很珍貴的史料。

錢復與中研院關係素有淵源，錢復的父親錢思亮曾任台灣大學校長、中研院院長，兄長錢煦亦是院士。錢復表示，近史所檔案館是此批檔案最好的歸宿，中研院典藏這些文件使他無比光榮，也希望對近代歷史有興趣的學者，能有所貢獻。

錢復的從政經歷豐富，歷經國家各項重要職位，從其最近交由天下文化出版的《錢復回憶錄》更見證當代外交及政治第一手信史。根據報導，錢復這次捐贈資料包括四大主題，包含錢復大學時期的讀書筆記、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的電文、與華府多位政要的信函及與總統的交會文件。

從對檔案的嚴謹定義為官方文件的話，所謂「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的電文、與華府多位政要的信函及與總統的交會文件。」這三種應屬於官方檔案怎麼會由錢復私人保存呢？

另外，錢復這些私人文獻資料，為什麼會捐贈近史所，而沒給台史所，這也很特別。當然我們尊重捐贈者的自由選擇，或許這是近史所長期以來被視為南港學派，是比較傾向於國際研究的領域，在學術國際上也早就已經享有盛名。

特別是有關近現代史方面檔案的典藏，諸如外交部總理衙門檔案、籌辦夷務始末的檔案，都是交給近史所負責整理、研究與典藏，或許這正是長期以來服務於外交系統的錢復，是他個人慎重考慮捐贈近代史典藏其文獻資料的最主要原因吧！

錢復私人的文獻資料捐贈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除了讓我想起《兩蔣日記》的保存在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所代表不同的意涵之外，最令我記憶深刻的該是前總統府祕書長張羣1948至1972年來的日記，還有一些與日本政要往來的信函，全數捐贈中國國民黨黨史館。

張羣日記資料中提到，當時中華民國與日本要斷交時，我方擬了兩個版本的聲明，一個是寫了「斷交」，一個版本則沒有，張群表示不要把「斷交」兩字寫入，認為中華民國與日本的關係算是「中止」。

我們知道張羣與日本關係特別深厚，他從19歲赴日本求學，即與日本朋友相交，上至天皇、首相以及政經文化各界人士，都有過接觸，真可謂「相識滿日本」。我近日也讀了1980年4月由財團法人中日關係研究會出版張羣寫的《我與日本七十年》。

錢復的從事對美外交，與張羣的從事對日外交，他們二人分別肩負的對美與對日的外交工作，從錢復寫的《錢復回憶錄》與張羣寫的《我與日本七十年》，這二書所凸顯我國在外交工作上的繁重、複雜與艱辛。

檢視張羣《我與日本七十年》的內容，在記錄當時1952年簽訂《中日和約》的內容十分詳細，資料也很多，但隨著1972年日本與中華民國的斷交時刻，就顯得相對十分少。書末張羣還引述胡適稱儒教的精神是「不打算盤」，可惜現在的日本人聽來是很不容易接受的。

從保存檔案、文獻與資料，和歷史研究的角度，我都非常敬佩錢復、張羣等人的不藏私態度，而將私人智慧財產捐贈國家單位典藏，和提供後人研究，充分展現出具有時代性的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