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重視建立警察法官溝通平台

（台灣TB新聞網/記者劉志成）桃園市警察局警員葉驥，在攔捕竊盜通緝犯羅文昌時，因羅文昌企圖逃逸，葉員朝其腿部開了三槍，致羅文昌負傷失血過多不治死亡，最高法院依業務過失致死罪，判定員警葉驥六個月徒刑，可易科罰金十八萬元定讞，各界一片譁然，恐龍法官批判聲再起，也凸顯成立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專業鑑定用槍時機的急迫性。

員警葉驥定讞判決採認的證據，從一審至最高法院都未改變，歷審法官都認定葉員用槍逾越合理必要程度，前警政署長、現新北副市長侯友宜反批，嫌犯羅文昌前科累累還衝撞警察，這不叫正確用槍嗎？侯友宜鼓勵基層員警，不要受個案影響，緝匪一樣要大膽用槍。

問題是警員如果大膽用槍，在現行司法體制，很可能會有第二個葉驥，會遭判刑。

難道歷審法官都是恐龍嗎？恐怕也不盡然。問題出在法官審理時，只能根據既有事證，包括勘驗監視影帶、現場履勘及審酌證詞等，才會得出用槍過當的心證。

偏偏法官是人不是神，更不是槍械或動力學專家，既不了解警員不是神槍手，急迫開槍準星不可能瞄得準，也難以理解行進間汽車有殺傷力，才會憑勘驗事證，就認定通緝犯沒有直線倒車，是為逃逸、沒有攻擊性。

為避免認真執法員警淪為葉驥第二，警政署應比照衛生福利部成立醫療事故鑑定委員會，委請專家學者成立「警械使用鑑定委員會」，當法院審理警察是否用槍過當，就援引專家鑑定制度，借重專家學者協助了解事實，才不會誤判員警使用槍械違反比例原則。

司法判決和警察實務之間存有高度落差，有學者曾針對警察移送集會遊行法的案件進行分析，發現在警察移送的二八三人中，最後法院判決違法者僅有八人，且均屬輕微的罰金或拘役。

這個數字呈現了警察拚命抓人、法院拚命放人，浪費政府資源的現象，而這個現象卻仍是現在進行式。

當然，警察的用槍文化有其值得檢討之處，警察人員實際執勤時，須直接援引警械使用條例中，用槍時機的抽象規定，學者研究建議，警察組織應該在法律條文與警察人員之間，制定行政規則，引導警察人員的用槍行為，如此不但被追捕的嫌犯傷亡人數減少，就連警察自己的傷亡數也會降低。

警察人員用槍致生訴訟後，往往必須獨力面對所有後果，這對員警來說是一大折磨，警政署固應重視此案，而制度的建立更有必要，先進國家通常設有用槍委員會，聘請外部專家參與，如此不但可以保障警察人員，更可作為法院判決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