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誠園散記48〕台灣警政發展史綱（十九）

（全民專欄/陳天授）六、未來展望

余英時曾在接受陳致教授的訪談，特別指出：

從春秋戰國時期，到魏晉，到明末，到乾嘉時期，再到現代，我所關注的主要是從這些產生劇變的時期。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想怎麼樣來「通古今之變」，這種兩個時代之間的變化往往影響深遠，會影響多少年之後。這是我研究關注的重點。我不是隨意抓一個題目來講，也不限於某一個方面，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都比較關注。越是變化多的時期，轉變的幅度比較大的時期，越值得去深入地研究。比如說商人的興起、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萌芽等等問題，在當時社會上是非常重大的變化。我想從這些不同時期的歷史變化點來考察，由此可以更清楚地來看整個中國兩千多年來的變化。（參閱：《余英時訪談錄：我走過的路》，頁191，照片如附）。

文中，余英時特別引用司馬遷的話來說，就是想怎麼樣來「通古今之變」，這種兩個時代之間的變化往往影響深遠，會影響多少年之後。余英時的這種治學與治史思維，影響了我想從「傳統治安時期」的原住民、荷西、東寧到清治階段；到「軍管治安時期」的日治、國治戒嚴階段，再到「警管治安時期」的國治解嚴、民主鞏固階段的每個時代之間的重大變化。

在這四百年台灣歷史發展的時間裡，有關涉及到治安警政的重要議題，我僅能先採取「先立乎其大者」的綱要式，將其聚焦在每階段社會上重大變化所帶來影響，嘗試性地論述了台灣警政歷史的發展與變遷。

展望未來台灣警政發展，不禁令人想起曾經應邀來台訪問的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桑德勒（Michael J. Sandel）講的一段話：

如果我們能為自己的歷史自豪，就是要看清楚我們的道德責任，我們不是要對當年的警察做什麼，而是身為他們後代的我們，扛起這份超越時間、延續好幾代的集體道德責任。

省察台灣傳統治安和軍管治安時期的警政發展，或許國家警政發展是過度強調特別法治的重要性，相對忽略了社會的自主性，導致忽視「自由」、「民主」、「人權」而受到批評；到了警管治安時期的警察專業化與法治化發展時期，社會普遍又過度解讀，甚至於濫用「自由」、「民主」、「人權」，儘管在警管治安的政策要尊重普世價值的所謂「自由」、「民主」、「人權」，但也不能忽略了「法治」的必要性與重要性。

法家韓非子說：「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法制與法治的內容是要與時俱進的，才能更好地爲治理國家服務；治理國家的政治措施要與世道民情相融合，這樣才能治理出好的效果。

我們更要藉由「鑒往反省」和「惕勵未來」，充分發揮警政發展歷史的教育功能，深切體認警政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角色，積極配合國家的整體作為，來達成「依法維持公共秩序、保護社會安全、防止一切危害、促進人民福利」的目標，亦即堅守「行政中立」、確實「執行法律」，和發揮「警察專業」的現代警察服務準則，可以精確而忠實反映出其所處政體的全貌，而不再只是扮演維護政權的一種工具性角色罷了。（作者現任台北城市大學榮譽教授）